记者辞职信一：
尊敬的领导
我将于下个月离开贵报社，特此向您提出辞呈。
报社是我走出校园接触社会的第一站。感谢贵报为我提供这一平台。借助这一平台，我更广泛而深入地认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情冷暖。
两年来，领导们对我的教诲与关心，同事间兄弟姐妹般深沉而厚重的情谊，每每思之，仍令人心绪难平，流连不舍。
新闻事业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神圣的事来，新闻记者这一职业因而显得崇高。然而，在从事采访报道的过程中，纵然自己事以全能、几以竭力，结果往往却不尽如意，有负他人瞩望。从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做于他人有意义的事，也就越来越缺乏工作的激情，越来越不适应这样的工作。这与自己的初衷及目标都是尽不相同的。
不过，因为常伴领导们的关心与提携，仁人同事的无私友爱，在报社的时光仍然是色彩斑斓的。这两年的经历也必将转化为一笔宝贵的资财。
但愿贵报今后能广纳贤才，开创辉煌的事业。
此致
敬礼
申请人:知识百科
2014.05.29
记者辞职信二：
尊敬的社长、副社长、各位同事：
非常感谢这一年来大家对我的关怀和帮助，今天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写下这份辞职报告。
我是09年10月份正式成为一名校园记者，在刘盾的帮助下，学习了一些新闻写作知识。也在校园网、校报上发表了几篇烂稿子。在新闻采访写作中，我和我的同事溪鹏、世超、李灵、韩冰、何欣建立了友谊。后来因为记者团管理出了一点问题，致使记者团一些骨干选择了离开。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但他们却把心留在了为之曾经奋斗过的记者团。
10年下半年，大学生通讯社改名为校报记者团，我们是校记者团，为了能和他们相区别我们更名为校新社。就在10级到来之际，刘盾在一夜之间离开了理工大，离开了校新社走向了实习岗位，留下了一群未来理工新闻改革的希望。世超、福磊、代滢、闵杨、杨林等校新社的精英一直以谦虚、低调成名，均不愿出任记者团团长一职，若要强行冠名他们甚至用退团相威胁。在无奈之际，我只有厚着脸皮出任记者团团长一职。新闻写作水平我不及福磊和世超、组织管理我不及德恩和代滢、为人处事我不及杨林、闵杨和雪丽。而我每天却在他们面前说着错话、发号着错误的命令，有时为了显示团长的威严甚至吹胡子瞪眼怒目而视。为了顾全大局，他们总是用一颗宽容的心包容我犯的每一错误，用心去做分内分外的事情。他们每一个人绑带10余人，尽心尽责肩负着培养校新社未来的重任，有时不惜自己花钱为师弟师妹打印材料赠送礼物。我也绑带了10个人，劝退了三个，推给别人一个，因为疏忽遗忘一个人，还让一个人挂了一科，一年来我从来没有认真的教他们一些写作常识，总是让他们自己去写，写完以后还要推给其他学长、学姐改稿。在这里我要向我组成员说一声：对不起，你们其实很优秀，是我水平太低，但又怕被你们看穿，耽误了你们的前程。现在全社的精英几乎全部都是福磊、世超、代滢、闵杨、杨林、雪丽带出来的，而全社很少有人能叫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在这里我要厚着脸皮向你们说一声：谢谢你们的宽容与付出！
我很怕在你们面前说话，因为我只是一个代号，真正有才能的人一直在背后，而我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抢他们的风头。时至今日，看到记者团运转良好，大部分师弟师妹都能独立完成新闻稿，而且都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感觉我不能再装下去了，要给真正有才能的人施展抱负的机会，我不想再用别人的思想和意见来发号团长的权威。如果我再不让有才能的人接管记者团，那我才是记者团真正的罪人。因此，我特向校新社常务委员会提出辞去记者团团长一职。（辞职信 www.name2012.com）
两年的记者生活，给予我太多太多的快乐与感受。为了记者团在学业上我还挂了一颗，在爱情上我错过自己喜欢的人，在事业上我放弃了和朋友共同创业的机会。尽管如此，但我却从不后悔。在许多次演讲中我都自豪的对大家说：在河南理工大学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为了自己喜爱的新闻，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走到了一块，并且在河南理工大学的每一块土地，都留下了我们共同的回忆，这将是我一生享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从小我都很笨，学什么东西都比别人慢，考试总在及格线上下。努努力，考试就及格了，稍微一松懈就挂科了。大学四年时光真的很宝贵，不知不觉我已走过了一半。我是一个理科生，理科生需要静下心安心的做一门学问，许多原理和技术知识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研究。每一个理科生都会感到，任何一个公式，没有一定数量题的积累根本就不能理解，任何一项技术不去操作根本就不能掌握其中的原理。只有先理解以前的定理，并且熟能生巧才能创新、有新的科技发明。任何偶然总存在一定必然。中国在科研这条道路上科研人员越来越来少，遇到问题全社会都只会抱怨政府无能，发表文章谴责，利用各种平台炒作，鲜有几人去解决问题。请允许我有一点私心，让我全心全意用一年半的时光去弥补两年所错失的东西。我知道有些东西可以弥补，但有些东西却再不可能有机会，但是不做永远没有机会。当初，记者团约定，学生记者任期两年。我的记者证其实今年三月份就以到期，还多连任了两个月。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特向校新社常委会提出辞职申请。
我的记者，我的团；我的新闻，我的家。我很爱我的团，很爱我的朋友，很爱我的新闻。虽然我很不情愿离开，但是一个机构若要长久、和谐稳定的发展必须有一套合理规制。我会记得记者团中每一位朋友，我会时常把你们放在我的记忆里，也请你们记得在你们的记忆里有一个叫春风的男孩出现过。
此致
记者辞职信三：
沈总编，刘主编：
第一次和两位老总直接交流的时候，却是在我要离开21世纪的时候，而且是以我极不满意的形式。很遗憾，很抱歉。
感谢《21世纪经济报道》给了我最广阔的观察社会的平台，感谢21世纪圆了我的记者梦。
读书的时候，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就是我们心目中神圣的殿堂。我尊敬的研究生导师曾经在她的课上说过，《南方周末》是国内唯一一份有意识地开启民智的报纸，是唯一一份值得尊敬的报纸。
经过一次次心力交瘁、寝食不安的报社实习生、见习生的生活，终于成为国内最好的财经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的时候，我的微笑中渗着眼泪。能与南方报系众多有才华的同仁共事，我三生有幸。能成为21世纪的一员，是我一生的骄傲。
但是，理想的激情退去的时候，我的疲劳在积累。而在去年5月，报社考评机制的改变，加速了疲劳向厌倦的转变。
那天我碰巧站在传真机边上，第一个看到了报社新的制度。当时的感觉就像在田地里耕地的牛，发现勒在自己背上的皮条又被抽紧了。但是，除了咬紧牙，继续往前走，我还能做什么？！更糟糕的是，我们知道考评体制变了的时候，我们的工资就已经被扣了。
那天很晚了，我才回家。夜风中，泪水淌了满脸，觉得自己很累，很无助，很没有尊严。
我的电脑里存着那段最矛盾的日子写下的日记。
“可能我的思路有点混乱：我首先应该明确所谓理想就是甘心为之付出一切，即使自己的付出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实际的名与利。
“以这样的标准衡量，记者还称得上我的理想吗？
“我可以不计报酬、不辞辛劳地从事记者这个职业吗？
“即使我这样做了，你会发现，自己为了追求好新闻，废寝忘食，弄出一身的病，结果却是惹了一身的官司，几乎毁了自己最重要的新闻资源。而得到社会尊重、广告商青睐的是报社。你换来的只是报社最高5000元的稿费。你只不过为别人做嫁衣裳。
“为了抢时间、抢新闻你可以彻夜不眠。一年如此、两年如此……也许十年你还是个兢兢业业、不辞辛劳的记者而已——报社给你个人加官进爵的空间实在太有限了。就是说，你刚迈出校门进入媒体的时候就是记者，工作十年后你仍然只是记者。而你能保证自己在40岁的时候还有体力和精力整日奔波吗？
“而报社会给你定指标、给你尽可能少的福利以降低成本。你一天能写稿用你一天；有朝一日你写不出稿子了，报社会把你一脚踢开。因为报社要挣钱。
“我实在想不清楚。我不知道这只是我们一家报社的问题还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报社完全市场化才有这样的问题，还是媒体从来都是这样。担我敢肯定，任何一家单位都有自己致命的弱点，就像任何一个人都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一样。我可以因为找不到一个十全十美的男人而选择不结婚，担却不可以因为找不到一家十全十美的雇主而不工作。这就注定了我们为谋生而从事的工作中有无尽的烦恼。
“但目前，记者无疑还是最吸引我的行业。我可以利用我目前的平台观察、了解社会，接触到以个人身份根本无法接触到的领域。我可以看到隐藏在事件后面的所谓政治经济学，充分满足我的好奇心。《21世纪经济报道》给了我比其他媒体更广阔的观察社会的视野和思考的空间……”
忍了忍，留下了。
但我开始给自己寻找机会。
又经历了几次报社的薪资调整，经历了几番新旧员工交替之后，我觉得报社人员素质每况愈下。我彻底失望了。切身体验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只提供民工的待遇，你就只能招到民工。
我决定离开。
和《中国证券报》接触后，一周前，他们决定开始试用期。
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月中向《21世纪经济报道》辞职的记者，薪资会打折扣。所以，我决定五一过后，正式向报社递交辞职报告。这样我可以拿到4月份一个月的工资。对，我就像小市民那样，为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我也的确是。
没想到发生了“华硕事件”。
从3月份以来，华硕主动和我联系。两次华硕产品发布会，他们的市场部都邀请了我，但我只字未写。于是，我希望能借4月23日采访他们老总的机会，还掉这个人情。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21世纪，所以我没有再让报社替我印名片。去苏州的时候，我身上只带了3张《21世纪经济报道》的名片。
到达苏州的当晚，和华硕的三个公关人员见面，我只留过一张《21世纪经济报道》的名片，众媒体记者相互认识，彼此寒暄的时候，我也以名片发完了为借口，希望把21世纪的名片留到采访他们董事长的时候再用。
4月24日，华硕董事长施崇棠召见全国上百家媒体的新闻发布会。
我作为《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提了记者招待会上的最后一个问题。
“据华硕员工反映，边远地区来的、电脑都不会开机的OP反而更受华硕重视，因为这些OP的月薪只有650。素质相对较高的熟练工要800块。所以华硕在这边越来越难招到人了。员工的素质越来越差，问题就越来越多，效率就越来越低，管理的成本就越来越高：上厕所定时定点，走路分道分区，头上贴纸，身上配章，出门签字，进门消账，警告小过满天飞，规章制度天天有……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等在二号门办离职，同时又有一批表情木然的新人们在培训楼前训练着，准备上岗……管理缺乏人性是否是降低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华人企业怎样才能成长为真正令人尊敬的企业？”这是我给华硕财务长李祖尧、董事长施崇棠的问题。
招待会后，记者们第一次得以参观华硕的苏州工厂。现场所见证实了我对华硕的置疑并非空穴来风。
并不是所有真的都是美的。有时候假的更美，更受人欢迎。我在不恰当的时候说了不恰当的真话。结果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后来据华硕员工反应，因为我提出的问题，华硕市场部的十几个人要离职。更有一些媒体，要求华硕投放广告，否则就根据我对华硕的置疑，作为新闻发表。
一切我都始料未及。
我更没料到的是，我私下派发给少数记者、给过华硕两个公关人员的《中国证券报》的名片被传真到21世纪广州总部。而发传真者自然不会提及我递名片时的声明：“我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但是可能这个月之后我的工作会有变动。这是我的新名片。我的手机没有变。今后保持联系……”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在欺骗，无论对21世纪，还是对尚未和我发生关系的中证报。
当我对华硕打击报复的行为根本不知不觉的时候，小伶姐给我电话询问华硕采访的事情。当提到华硕把我的名片传真至总部的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小伶姐好言相劝，告诉我先休息，再考虑去留的问题。我的心暖暖的。
我高兴的太早了。
半个小时后，我接到《中国证券报》北京总部的电话。他们说，21世纪广州总部已经电话通知他们，我还没有解除和《21世纪经济报道》的劳动合同，中证如果录用我是违法的。
几乎同时，21世纪上海站的同事告诉我，几分钟前，顾蓓已经打过来紧急电话，停交我的社会保险、不许我领五一过节费。
我呆了很久才回过神来。
这就是21世纪的风格吗？最严厉地面对它的一切对象。
我对华硕是严酷的。《21世纪经济报道》对待它的采访对象，对待它的员工是严酷的。
不，我想换种方式面对这个世界。
感谢小伶姐对我的赏识。感谢二位老总能在脑海中留下我这个普通记者的印象。感谢21世纪让我成熟起来。
如果因为我个人不妥当的做法，给报社的管理造成了麻烦，我很抱歉，并且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惩罚——从经济到名誉。
但我有两点请求：
1、从我2002年9月到《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至今，没有给报社添过任何麻烦——没有在采访、报道中出过任何差错使报社陷入纠纷；没有因个人原因使报社的名誉受到损害。因此，我希望不要因我的个人问题给一个和我并不相关的机构——《中国证券报》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2、《21世纪经济报道》是我曾经为理想奋斗的地方。如今我决定离开，是我个人成熟的考虑。希望作为一个机构，《21世纪经济报道》不要为难我，让我平静、不惊动其他同事地离开。该我受的惩罚，我一定承担。
再次感谢刘主编、沈总编。再次为我的不恰当行为致歉。
此致
敬礼
记者辞职信四：
尊敬的有关领导：
我申请解除在《财经》杂志的劳动合同。作为《财经》工作近四年的普通一员，我自己对此感到遗憾。
《财经》是我在大学时就倾慕的一份杂志，其品牌的打造和价值观的树立，来之不易。虽对其母公司所知甚少，我仍相信，公司在过去十年中，为《财经》独特品牌与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孵化条件和极其重要的支持。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中，这些条件和支持更是难能可贵。正因如此，今天我仍愿意提笔之初写下“尊敬”两字。
《财经》对中国社会尤其新闻界的价值，已远远超乎其每年所赚取的可见收入。从《财经》九月底出现人事动荡以来，社会各界尤其新闻圈热烈的关注度，可见一斑。这远非其他同类媒体所能比拟。同时，那麽多人选择离开也表明，舒立在《财经》的作用毋庸置疑。
作为学新闻、做新闻十年有余的年轻人，我难以想象：这块中国罕见的能做真正新闻的净地，这面独树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这张难得的讨论中国制度改革的课桌，不是因为强权的压制、不是因为竞争对手的攻击，而竟因自残而受损，以致可能丧失。
《财经》员工的薪酬水平的相对低廉，这是业界不争的事实。即便如此，每年都有一些的条件优秀的年轻人愿意申请加入，他们中不少甚至是降薪来就。同时，每年也有一些成熟的骨干离开《财经》，谋求更高薪酬的工作。
若是出於对中国新闻和改革事业的真正呵护，我想在《财经》盈利状况允许和发展形势尚好的情况下，调整薪酬水平和拓展《财经》发展空间的谈判之门应该敞开而不应关闭。
中国新闻史上，历史份量巨重的中文报纸《大公报》的经验和教训至今可鉴。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1，资金由银行家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2，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3，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4，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5，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後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解放前，《大公报》无论是在新闻上还是在经营上都是极其成功的，其最终陨落的主因在於难以抗拒的历史政治因素，但其独立报人的传统一直影响到如今的香港《明报》和《信报》。
《财经》十年来的成功，能给中国留下什麽？真的超过先贤了吗？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在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着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作为普通员工，我不能尽悉目前《财经》动荡的局面究竟如何一步步酿就，但从零星的网上信息和坊间传言来看，曾经似乎已朝着“四不”原则的先贤之路迈步的《财经》，如今毫无疑问地在“不私”两字面前滑倒了，正如《大公报》的一些先贤在“不党”两字面前摔跤一样。
媒体若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器”，也不应该成为一部仅仅赚钱的“私器”！我相信，那些愿意降薪降职来到《财经》的人，并不期望自己在这里发大财，也许是为了“成名的想象”，而也许，就是那样简单，不过是为了在这块黄土地上找到半寸新闻净土以“立锥”。
历史选择了你们，你们没有选择历史。这两个月中发生种种不堪的景象，已经极大的消解了《财经》十载垒积的半寸高台。我无意在这里做任何道德指责，我所信仰的上帝每天都提醒我，我同你们一样是罪人，一样软弱，一样难担重负。但也许你们能像我一样，正如我能像我所跟随的耶稣那样，试着先拿走那颗坚硬冰冷自傲的心吧。
尽管我没有亲耳听到你们关於眼前这件事的描述和解释，但我愿意相信，你们做出关闭谈判之门的决定时，有着与《财经》采编团队离职同样充足的理由。祝愿《财经》走好，毕竟它的读者是无辜的。
在这最後，我只是希望（哪怕是奢望）无论结果如何，分手的双方不要再互相谩骂和攻击，尤其以暗昧的方式，无论是传播谎言还是网上删贴。为中国的新闻人留下几条不那麽干净但仍努力保持洁净的小路吧，毕竟，还有那麽多稚气学子的清澈的眼睛在看着你们，他们正如当年的我一样。
《财经》记者XX
记者辞职信五：
辞职信南方周末编委会：
谨辞去南方周末记者一职。近三年来，我没有利用南方周末四字赚取一分钱私利，也未将周末当做晋职升官的基石。我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
翟明磊
2003年8月17日
附：我辞职理由如下。
一
上星期三（8月13日），我经过艰难采访完稿的《明孝陵保卫战》在新闻部同仁努力下，撤下一个广告版安排上稿，编排完毕。4时许，张东明总编告知新闻部同仁，这稿子撤下，理由是1，此稿批评了南京市政府。2文中写了明清民国三代对明孝陵的严格保护，有今昔比较的效果。此稿因此被枪毙。同仁表示惊讶与气愤。
我对此事的看法是：我尊重张东明总编枪毙稿子的权利。但报社毕竟不是衙门，不是唯官是大，上面做什么，下面无条件服从。枪毙稿件需要充分的理由。
此稿相同的题材已在南京北京多家媒体上发表，均批评了南京市政府。应该说此稿风险并不大。
宁愿得罪记者，也不愿得罪政府，而且在当地政府完全没有施加压力情况下枪毙稿件。我个人在周末是第一次碰到，在我七年记者生涯中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随意枪毙稿件的做法，我认为失去了周末的风骨，也超过我的忍耐底线。我必须为自己稿件发表权提出抗议。
这种枪毙属丑闻，否定了记者劳动，也否定了两位七十岁专家在南京最酷热的天气中在野外的劳动，更影响了周末在南京记者群中的信用。历来只听说周末领导顶住压力，努力发稿，未闻领导主动因稿件批评了政府而撤下。
在实际采访中周末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周末领导能顶压力，地方记者愿意将料供给周末，这一基础如不存在，周末名存实亡。
联系到周末同仁多次被随意枪毙稿件，并发生了领导主动将批评深发展的稿件交给深圳市政府审查的蠢事。我认为张东明先生始终没有完成一个新闻检查官向报纸总编的转化。
我对他的考察期已经结束。一句话概括之：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他是一位好的新闻检查官，却不是一位合格的总编。特别不配做南方周末的主编。
我不赞成周末冒进做无谓的牺牲。在目前情况下尤其需要策略。但我不同意周末应当苟活。这样活着，最后是死路一条，而且死也无人为你悲哀。
回到此稿，第二条理由更是莫明其妙，我之所以写明清民国三代的保护是为了说明明孝陵为何会保存完整的格局至今，文中同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历来对明孝陵有国家法规严格保护。不知杯弓蛇影的依据何在？
在南方周末，我是写批评报道较多的记者。
批评报道意义何在？绝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或是为了和政府对着干，也绝非满足记者的个人成就感或市场需求。
打个比方，新闻工作者是大海航船高桅上的观察员，他如实地发布警告，而这警告只是他观察的产物，如果观察员因为船长说过：“这一航线不可能有冰山。”而明明冰山在前而不报告。最后必然是船毁人亡。因此报纸有依据事实批评的特权。
再打个比方，新闻纸是人体四肢的末端神经，如实传递痛酸麻等感觉，没有人在内心或头脑中喜欢痛的感受，但如果人体的末端神经将痛感当快感，人可能因不知危险（感觉不到刀砍火烧摔倒的疼痛）进入险情。记者只是神经细胞，只能是根据外界实情写作，而无法顾及大脑所思。
这是批评报道的价值。这是我坚守自己职责的动力。
在萨斯事件中我们的教训还不惨痛吗？我们因为新闻禁令，不报疫情，天下太平的结果就是瘟疫。
在南京记者被打事件的报道中，我与刘建平已证实殴打者中有省教育厅管理中心主任，从而突破了这只是保安打人事件的界限，但文章发表时，绝大部分独家的细节被删，保留了保安的说法。使文章与教育厅公安局公文精神保持一致。
我厌恶在这种框架内的假新闻。
二上周末，我接到以南方周末办公室名义发出的通知，现公布如下：
通知
翟明磊同志：
你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考核情况为：3月和5月考核为“E”，2月和6月的考核空白。按规定应予解聘，编委会经慎重研究，考虑到6月份的客观因素，作出如下处理：留用3个月，以观后效。
特此通知。
南方周末办公室 2003年8月12日
我接到此信感到心寒，也感到了周末已不再是一个有人性味的企业。“以观后效”
一词不知是何意，做为聘用者与单位，地位应当是平等的。有何资格用这些威胁的口气？更荒唐的是我并不符合考核标准的处罚标准。（后来解释是搞错了）
之所以对此信感到心寒，应当指出这四个月我在采访中的感受是特殊的。
四月份，我冒着生命危险独家采访了上海首先确诊萨斯病人的两位医生。结果稿件中对上海深入真实报道部分被删。在这之后，我曾要求去病房采访，站长朱强出于对记者站集体健康的考虑，没有批准我的请求。在这一月，正常的采访因萨斯而全面停顿。影响了发稿。
在这之后，五月七日，我因为对三位元记者辞职报社未有反思，而停工抗议，这抗议是针对一年多来的管理，我从未说过“非暴力不合作”一词，因为正是对报社仍抱有很大希望，才有这样的行为，我理解这正是合作的态度。这损害了我自己利益，但我至今不悔。
6月份，我连夜完成周正毅案的独家报道，结果因为禁令下而未发稿，由于疏忽，我未将稿件上报，因此未算任务。（结果被财经时报抢了头筹，内容相同）。在这之后，我因为先前对拆迁律师郑恩宠的报道，而受到一些部门的干扰，经向记者站请示，朱强建议我尽量减少外出。我曾希望能离开上海采访，朱强认为“最好不要离开上海。”因为新闻工作，在这个月我受到极大压力。
因此此月考核成为空白。
为了新闻我不顾家庭安危，妻子仍为我担惊受怕，这时前方记者最希望的是后方的支援与理解。没想到换来的是一张冷冰冰的通知，周末还有没有人味？
有关部门不考虑实情而简单粗暴地以数量责备因为采访承受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压力的记者。完全不考虑三至四月周末大变动，非典，郑恩宠案对记者实际影响。完全不考虑，我曾为周末立下汗马功劳。我曾三个月连获A级，曾经一个月内连续三期，发表头版文章，2001年我获得周末唯一的南方周末评选的全国十大新闻报道《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2002年我获得年度报社最佳监督奖《谁夺我祖传石库门》，曾有一月我三篇稿件因不可抗因未能发表，我仍采访不止，这也可能创下周末记录。就在七月《西晋国宝天价之谜》引起海内外关注，是一篇真正能说有国际影响的稿件。就在1月29日，我发表了在全国引起轰动的《东南大学顾冠群论文剽窃案》，同样在上半年，我发表了全国影响的《卖淫女的清白之旅》，《一所慈善学校的苦涩实验》，《谁垄断了安全套》请指出今年上半年有哪几位元记者发表过同样数量真正有轰动影响的新闻。如能指出三位以上，我就表示服气。
我的《揭假MBA王惟尊的相关报道》，《上海交大有没有招生黑幕》，《汤山投毒案的48小时》，在业界自有公论。
在周末最困难的张君案后，我没有放弃周末，而是与杨海鹏温州实地采访23天写出《温州自费改革的悲喜》，朱总理报道之后，三位元主力记者流走，我呼吁周末自救自省。
我当然希望报社能以一个长期限观察一个记者。但是如果报社仍坚持“以观后效”的说法，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优秀记者荣誉与尊严的伤害。我无法接受。
我也明白真正的评价在读者在历史，但报社连基本的评价都混淆。这将失去基本的公正，这本身就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这是将记者看成永动机，不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对记者心理的影。并不顾实际新闻的质量而以数量做依据。不考虑一篇高质量新闻的劳动量可能是平庸稿件的数倍。（例如一篇拆迁稿件采访物件两百余人）且不论考核体系的优劣问题，这是违反了基本常识。
我锺爱南方周末记者的职位，我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但我无法在名誉受到如此污辱的情况下继续工作。
因为究其本质，我是一个新闻骑士。
附记：辞职信上交后
毛哲副主编打来电话，我问及，通知是怎么回事？因为按周末考核标准，无特殊原因连续三月E与连续四个月D.才可以解聘。我并不符合这一条件（4月为B），为何说本应解聘？我惊奇得问：怎么会连基本标准也会搞错，毛解释：当时开会时，标准没有手边。我指出这是对记者不负责任。 这太荒唐了。我称“是不是要把通知给其他记者看一下。”毛说“千万别这为做。”
数天后，我被朱强站长告知：总部打电话来，的确弄错了，通知会撤销。然而一周之后，我收到另一份通知：称上份通知没错，对标准不能穷尽的情况，解释权在报社。
看样子知错不改，死爱面子，已成为这个官僚机构的通病。我本自由人，与官人无缘共事，亦是常理。本来3月份周末变动，我的留下也是为坚持做事的阵地。既无法做事，去也。
三我于2002年3月21日曾发表出《宏村之痛》，此文历时两个星期，两位元记者连续采访，写出京黟公司与政府串通无偿拿下世界文化遗为宏村的三十年承包权，将门票收入98%占为已有仅将1%交给农民，造成当地农村的贫困，这个公司违反国家规定，不愿修缮古民居，造成世界文化遗为古民居倒塌。
京黟公司在黄山市起诉周末，按管辖地原则，对周末是非常不利的，要求索赔100万并致歉，经集团律师与我的努力，我们出示了大量采访证据，而对方出示的证据甚至证明了我方的观点，这样情况下，一审判五万，并致歉，二审判我方不用赔偿，需要致歉。地方保护主义导致新闻官司难打，这样的判决基本上证明了周末的无罪。
按周末传统，这样的判决，周末历来是拒绝登致歉启示。在刘秋海案中也是如此。
因此报社与我达成一致意见，拒绝刊登。
八月二十一日，我突然发现，在法制版上，悄悄（何谓悄悄就是没与我商量）登出一行启示，称为京黟公司（文章中批评物件）恢复名誉。这种行为充分显示了管理层的怯弱与虚伪。我认为周末保护记者，勇于激浊扬清的生态已发生变化。
我信守自己的承诺，报社一登致歉启示，我就辞职。
以上是我辞职的三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