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一：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二：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三：
万历十五年，就是公元1587年。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一年呢？当然书中所写的事件，也不都是在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上下好几十年的事情都有，有的还是几百年前的事情。而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其实平平淡淡波澜不惊无关紧要的一年。书中的开头一段就是这么写的：“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还是那个问题，既然如此平淡，为什么要用一本书来写呢？而且书名就是以那一年命名呢？这就跟黄仁宇先生看待历史的观点有关。黄仁宇先生强调“大历史观”。什么是“大历史观”？不妨引用黄仁宇先生的一篇文章《《/SPAN>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就好比是在做切片研究。通过研究切片，来认识整个生物体的构造以及存在的毛病，通过研究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来揭示历史，这一年乃是历史上失败的总记录。
那这一年有什么事情值得记录呢？这一年海瑞与世长辞。海瑞清廉，刚正不阿，执法必严，执法为民。举例：海瑞死的时候，吩咐随从人员，要及时归还二两银子、一只鸡；海瑞为母祝寿买了两斤肉；死的时候连棺材本都没有，好像是靠领人接济才得安葬；海瑞还驱逐总督胡宗宪之子，胡宗宪也是抗倭大将，因为胡宗宪之子鞭打驿站人员，认为他们招待不周，表明海瑞不谄媚权贵。剥皮实草的极刑，朱元璋定下的规矩。
这一年戚继光也去世了。在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罢官，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物有交往，黄仁宇先生在戚继光这一章中，用了标题孤独的将领来形容戚继光。戚继光的练兵、抗倭功绩不需要我多说。戚继光的罢官跟明朝的官吏制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武官不如文官，武官总比文官低。武官调动频繁，防止上演唐朝的藩镇割据现象。武官中的总兵最多只能管一省兵力，不可跨省。戚继光任蓟州总兵，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拱卫京畿。有张居正的扶持才能在蓟州总兵任上达十五年，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张居正一死，他就被调任广东总兵，虽然是平级调任，但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高潮，戚继光革职。可以说文官的派系斗争牵连到武官。
那是不是文官之间的派系斗争导致了明朝的衰弱直至灭亡呢？恐怕还不能那么简单的去看。张居正改革，“考成法”，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军事方面，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方面，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就是讲田赋徭役统一折算为银两，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还以福建为试点地方，想从此推广。还有其他方面的改革治理，比如治理黄河，改革军费的供给体制。张居正的这一系列改革，都几乎随着他的死而消失，连跟他治理黄河的一个官员同样受到牵连。
请容许我在说一说当时的文官制度。明朝这一朝治贪腐是很严的，用什么招数来治呢？严刑峻法。严刑峻法是事后的治理手段，平常有何手段呢？其实也称不上手段，就是官员的薪水制度。明朝的官员俸禄是很低的，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低俸禄是为了让官员保持清贫的生活，平时居家生活不奢侈，又怎么能贪污呢？可现实并非如此，中央官员，或者说京官，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和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尤其是到了绩效考核的时候，决定官场前途的时候，钱财物更是不能少。当了地方官，能捞的油水就更多了。在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以前，收税是要一级一级去收的，每一级负责收税的人有自己的份子钱，先满足了自己的那一份，以及孝敬上级的份额，再拿来为国家。这种收入能不能算不合法的收入呢？那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看。站在朱元璋和海瑞的角度去看，这当然是贪官污吏，应当立即剥皮实草，诛戮九族，家产充公。可是明朝的文官体系或者文官系统是很强大的，他们足以跟皇帝抗衡，当然也不叫抗衡，应该是周璇。为了党争，会去揭人家的短，但平常，大家心照不宣，你拿你的，我收我的，当官当然是为了发一笔财，彼此的默契远大于分歧。这不仅仅是在贪污受贿上如此，在个人的道德品行上同样如此。《万历十五年》中讲到一个人物，李贽，一个大家，大哲学家。在李贽风光体面的时候，大家彼此称兄道弟的时候，李贽不仅学问大，而且品行端正。可到了彼此有冲突，彼此反目成仇的时候，就指出他以前的诸种不端行为，比如教友人孀居的女儿读书，交往过密；过去曾出入与“花街柳市之间”，和风尘中人交往，有辱圣人教诲，有辱斯文。甚至当地士绅还放火烧了李贽用来讲学的亭子。这些事情，平时都司空见惯，揭短之人平时也是这么干的。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位人物，就是首辅申时行。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理想高过现实的人，在改革上雷厉风行，撇开当时的文官集团，重用自己的亲信，那么申时行却是一个现实高过理想的人，他当官有很大的现实感。他明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对道德伦理圣人教诲上级命令的遵守，阴的一面就是要为自己谋私利，以及如何首鼠两端，两面为人。所以为官为政之道，就在于调和折衷，大家拿出诚意来，彼此团结和谐又不触犯自己的私利。所以申时行大多数的时候是以和事老的面目出现。下属有派系争斗了，他要去调和；大多数的官员跟皇帝意见不一了，他要去调和。可是这么一个调和大师也实现不了调和的目的。不但调和不了，还牵连于己。张居正死后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就让他只剩半条命，首辅的位置已经在摇坠，因为申时行属于张居正这一派的人物，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提携才能居高位；立儲风波则是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万历皇帝和群臣之间在谁立为太子的意见上不一。朱常洛为长子，但万历并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原本是万历母亲慈圣太后的侍女；朱常洵出生得晚，但他的母亲是郑贵妃，万历非常喜欢郑贵妃，也非常喜欢朱常洵，之所以郑贵妃能得万历欢喜，除了容貌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郑贵妃爱读书，有才，能够跟万历两人进行思想上心灵上的交流，这在其她嫔妃以至于皇后都是望尘莫及的，也因此宫女太监们经常看到皇上和娘娘一起看日落，吟诗作对。万历信佛，万历也经常和娘娘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这样的事迹能够流传下来，就表明皇帝从自己有第一个女人开始，第一个女人就是指皇后嘛，终其一生只宠幸一位贵妃，这本身就是一个稀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情形发生在皇帝身上是稀缺的。万历不仅在和郑贵妃一起的时间长，而且和郑贵妃在一起，流露出更多的真性情，喜怒哀乐发自内心。立儲风波是这样的，许多大臣们坚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儒家教化；可是万历当然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也就是朱常洵。那首辅申时行说得难听点叫首鼠两端，在万历面前，说万历说得对，常洵如何如何优秀，要立常洵为太子；在大臣面前，又说要尊重传统，立长子为太子，申时行把解决问题寄托在时间上面以及自己作为首辅的调和折衷能力上面。可到了后来，是两面都不是人，大臣参劾他表里不一，欺骗圣上，排挤陷害同僚，万历也难办，一直拖着不办，最后见参劾他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只好上疏辞官。一个以调和折衷之道为官的人，反而被同僚的参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无疑是一个嘲讽。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物事件，上推下演，就是为了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年，这一个切片，看到中国历史的一个脉络，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为什么这一年会是衰亡失败的总记录呢？难道现实不是变动不居的吗？那是因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自古以来承袭了儒家的那一套，有自己的治国方案，有自己的一套，不去考虑社会现实以及现实中的问题，不去考虑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能否配合你那一套东西，那一套理想秩序。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完全忽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当发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儒家伦理要求统治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首先是正心诚意。期待通过这样解决现实问题。可是现实的变动不居产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人出了名的不精确，一个知府不知道他管辖范围内有多少良田，每年要交多少税，发生天灾了该如何应对折算；军队里的将领也不知道手下有多少兵，更不清楚他们对战争、对当兵的看法，更别说平日里的粮草操练等等。积重难返。这样的千年不变，如果说有变的话，那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可以说每一年都是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就像在跑道上跑步，每一圈跑下来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每一个点上，每一个转弯处看到的也是大同小异。
最后引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最后的段落作为总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四：
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答案当不应如此，“读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从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陈寅恪）、“不了解一国之历史则不配为一国之国民”（钱穆），我们当应从历史教育中锻炼我们的史识，明事理，切时用，而不是学些常识，记几个知识点。目的决定手段，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历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满眼的帝王将相，充斥的是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意义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这种干瘪枯燥的历史教材又能够让我们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1912年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就提出：要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法国的年鉴学派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详尽的探讨起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历史观”……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史学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点也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历史教育上，依然岿然不动波澜不惊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许在历史专业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对国内的普通读者却一直圈着高墙，没有几本普及读物涉及这片万紫千红勃勃生机的花园，似乎历史普及只限于“戏说”、“帝国”、“王朝”之类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五：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形形色色，各式各样。我们一生有限，大多数人都无法把生活诠释得淋淋尽致。所以，我们会感兴趣他人的命运和遭遇，或感动，或忿恨。只是，当我们因某件事影响到某个或某些人的时候，个人情感的驱使往往会在感性上对他或他们妄下结论以致无法改变。其实，是与非，黑与白，哪有那么容易分清，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两者对立的表面下，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谅的理由。当知道了背后的故事，难保不会为之谅解，甚至感动。
但凡是人，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在野乡民，无一例外地背负着是是非非得走完自己的一生。没有人完美无暇，当然，也更没有人十恶不赦。例如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无论正统的《明史》，还是后世的相关记录，大多以贬为主。更有甚者：明，实亡于神宗的感叹。好吧。不可否认，消极朝政的态度，近三十年不上朝的事实导致了这种观念的多数认同。可知其表面下，又有一个怎样的无奈君王在感慨：时也，命也！追其作为皇帝的历程，究其败坏国家的原因，更多的不是可恨，而是可怜。
公元1573年，年仅9岁的朱翊钧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自此便开始了边学习边做皇帝的日子。按照黄仁宇先生所讲，万历十五年之前，上有太后，前有张居正，一切的国家大事都无需这位小朋友来操心。他所作的只有一点：好好学习，做个好皇帝。为此，太后和张居正这对搭档可没少操心。不仅学业繁重，更一厢情愿的剥夺了一个9岁孩子的童真：怎么站，怎么坐，怎么吃饭，怎么说话，读什么书，写什么字……完全没有了娱乐时间。书上讲：就连万历写书法的爱好都被剥夺了。就这样度过了枯燥繁忙的童年。
十年后，万历亲政，在已逝去的张先生敦敦教导下，19岁朱翊钧的梦想也是想成为一个有道明君，要继续甚至超越他的先生未竟之业。或许，在万历心里，太后和先生的殷切希望对他来说是一种鼓舞，更重要的是，年轻气盛的万历想要证明，证明他的能力，他要摆脱张先生的阴影。他要创立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盛世，毕竟这个天下还是姓朱的。为此，他积极面对迎刃而来的问题和困难。例证就是在万历十二年的祈天求雨。到此时，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位勤勉的好皇帝，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太过超乎他的想象。当他发现：原来真正的先生和事情的先生言行不一的时候，当他发现每每想要自己做主来主导国家前进方向的时候，总会有一大堆的文官诤臣来套用"四书"那一套道德标准约束他的大展宏图。面对这这样一群毕其一生都在歌颂号召道德礼仪的人，势单力薄的万历很无助，很无奈。热情在他心中慢慢的冷了，而迂腐的文人们却还在为一点的鸡毛蒜皮小事儿争论不休。在他最孤单的时候，郑贵妃来了，当然无论她有何居心，最起码，在当时来说，她成为唯一理解小皇帝的人了。孤寂的心灵好容易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港湾，为了报答她，在郑贵妃生下三子朱常洵后，想要立其为太子。但却遭到了文官集团的一致口诛笔伐。连皇家继位的事情做不了主的万历，怀着对郑贵妃的愧疚，彻底绝望了。也许他不止一次的自问：这个国家，到底谁在做主？作为皇帝，除了做些繁琐的礼仪性的事情，还能做些什么？好吧，既然什么都不能做，那就不做吧。怀着对文官集团的恐惧，朱翊钧身居深宫三十载不曾上朝，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重的一个败笔。万历不易，在失去了一切之后，面对这庞大的文官集团却束手无策。大展拳脚的夙愿无法实现。消极的面对成为他唯一的抵抗。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是否，有人在这个事情上付责任。
皇帝也是人，他不应当被永远供奉在神探，当然也不应当总成为别人的替罪羔羊。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六：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七：
《万历十五年》，为黄仁宇1976年于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所著。是一本贯彻作者“大历史观”的力作。
万历十五年是历史的一个横断面，透视整个中国当时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万>全书通过几个代表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哲学家李贽。进行全面的剖析，使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梳理。
黄仁宇：“以短衡长，只是我们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这本书通过1587(万历十五年)年，剖开历史，通过某个历史人物或者单独的历史事件来了解历史。
书中写道"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
"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
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黄仁宇在书的结尾这样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足。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
本书文字优美流畅，视角宽阔，分析客观而深刻，是一本难得的好书。这本书给我们一个启示中国社会至今还陷在同样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法律的独立性。以至于人们生活在一个含糊不清的混乱之中，每个人都被制度捆绑着，个人独创精神难以得以发挥，优秀的人才不能立足，社会无法向前，新的理念不能推广，道德全面崩溃导致腐败最后必然危及政权。落后的制度必然要被淘汰，无论你给一个没有法律/宪法独立的国家穿上什么样的外衣，都于事无补，中国几千年的循环足以论证了这样一个事实。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八：
《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大历史”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分析当今。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而《万历十五年》便是这样一部史书。《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写作方法决然不同于前的历史著作。它的语言极其生动，有时还带有调侃；结构上没有明显的痕迹，像讲故事的小说，又像抒情的散文，还像讽刺的杂文——总之，不是干巴巴的“历史文”；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也不厌其烦地前后从几个角度反复分析，将一个普遍真理掰开了了、揉碎了，然后融入读者的观念当中。
对于明朝的印象一直很不好，记忆中总是充斥的是宦官专政，无能的皇帝等等。
万历十五年，粗看题目便会想，那是特殊的一年吗？值得作者用时几年完成的一本巨作。在脑海里搜索里一下，发现完全没有有关这一年的印象。去找了资料发现这一年并没有发生特殊重大的事情。而这本书的英文题目《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一年很平凡。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教授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因为对明代历史的兴趣及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严谨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在看黄仁宇教授的书很愉快，似乎在进行一次历史的旅行。这本书非小说，但让看的人有看小说的感觉，著作中对环境、人物形象和心理环境描写细致入微却又不偏离历史；它是一本历史著作，却不枯燥，很是生动，也不深奥，这不是说教授讲的很浅，而是讲的细致入微让我们可以理解。更值得一提的是，教授常常在引用古文或诗句时，会细心地解释一下，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他的想法和观点。
看其他历史著作总是看到的是不厌其烦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来论述王朝命运的起伏或是重要人物的悲剧原因等等。而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申时行等明朝重要人物的命运梳理后来看明朝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但黄仁宇教授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官员，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这制度的牺牲品。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正如作者小标题所写的“世间已无张居正”！
《万历十五年》并非就只写万历十五年间的事情。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作者无一不再说明这一个词，一个影响着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词——道德，在中国曾经一直以道德代替着法律，到了明朝已达到顶峰，这也使其把明朝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到了：“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便点出了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这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九：
买《万历十五年》（以下简称万历）是同事的推荐。朋友的博学多才足以让我相信他的判断。
买《沉思录》先是看到了网友写的读后感，文中对这本书推崇备至。到当当网上一搜，有关这本书的介绍是这样说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之一”。介绍中还引用了一句温总理的话（真实性值得怀疑）：“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温总理都百读不厌，定是经典之中的经典之作了。
因此就买了这两本书。至此两本书我也已看完。
万历虽然没有我想像的精彩，读起了也没有甘之如饴般美妙，但至少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三纲五常只是在概念上，或者是在中下层百姓中运行的规则，或者是统治者控制中下层百姓的工具，在政治上却是全然不顾这一套的。在万历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君为臣纲”，也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不但控制不了朝政，控制不了大臣，他甚至在妻妾问题上都是那么地无奈，更不用说在立储这样的大事情上了。
当然皇帝有强弱之分。但对已是中后期的大明王朝，又不仅仅是强弱的问题。此时一切都已根深蒂固，蚂蚁憾大树，是何其之难！所以万历再一次告诉我们，单个人力量是有限的，还是要建立健全的制度，靠制度来管理国家，才是长久发展之计！
万历改变不了，只好消极怠工。张居正积极变革，但并未力挽狂澜，最终还被断棺戮尸。海瑞一生刚直不阿，甚至犯颜强谏，但也只是给乌烟瘴气的大明王朝吹来了一阵夏日的凉风，而他背后却悄然刮起了凛冽寒风。
书中还有一个作者浓墨重彩描写的人物，那就是戚继光。在历史书中我们只知道戚继光是一个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但从万历中，我们读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还感受到了一个英雄的暗然神伤。
是的，大明王朝已是穷途末路，纵然有英雄盖世，也只能是浩气长存于天地，而不能力挽狂澜！
所以，万历还是有些看头的，对于明历史、观当今、思未来应都是颇有受益的。一本书能这样让人有所看，有所思，就算是本好书了！
《沉思录》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垃圾书。此书所有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与人为善。而这句话二千多年前的孔圣人早就开始教导咱炎黄子孙。所以，咱中国人不必读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十：
中国历史的、现实的所有制度现象、所有问题是不是只由当时当地的经济、政治、外围、内患所决定？中国创造的古代文明是否真的如我们所公认的那样伟大而没有隐患？当今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是否都已西洋化而脱离了传统？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自身，又该怎样看待学术问题？我们又该读什么样的著作、怎样看待历史著作？……
这一系列时而相关、时而无关的问题常常萦绕在我心间，直到看完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先生的力作《万历十五年》之后，才眼前为之一亮，心胸豁然开朗！
《万历十五年》在我的书架上已经稳居数载，前后不知道被我翻阅过多少次，光读书笔记就作了近百页。每每读来，都有重温真理、迷途识津之感。好书不厌百回读，一百次阅读，就有一百次收获，每次都有新发现，每次都有大震撼。
但我毕竟还没有读够一百遍，毛泽东说“《红楼梦》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我在此仅能凭借自己粗浅的阅读感受谈一些想法。
一、我之名著观
究竟什么样的书才能算得上是名著？
一提到名著，首先浮现在人们眼前的应该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再想一想，也许还有几部外国作品。但想来想去，都跳不出文学作品的小圈子。“著”即著作，所以并未言及一定就是文学著作或是科学著作。名著当中有一大类便是史学著作，有的兼有文学性，如《史记》；有的兼有文化性与思想性，如《万历十五年》。读史使人明智，我是个有历史情结的人，因而是不能错过《万历十五年》的。
名著是否一定要古人所著？
未必！古人也有年少时，古人也曾是今人，古人所著之名著，在著作之时并未被意识到。与其说古人是老先生，还不如说古人是小孩子，因为后人所知道的历史一定比古人多，从这个程度上讲，我们反倒是古人的老先生。中国人讲“盖棺定论”，确实是越后来的历史评析，就越全面而深刻。
衡量名著的标准首先可以看发行量。《万历十五年》自刊行之日起，仅三联书店和中华书局两家在中国大陆的印数就已经超过了五十万，在全世界上，它的读者已经超过一千万，而且这个数目还在增长！衡量名著更要看它的影响与意义。时下诸如韩寒、郭敬明之流的单部著作发行量虽然也创下新高，但其影响却不能与《万历十五年》同日而语，读了一本下来未必再想读第二遍，对于《万历十五年》而言，它却是一部享誉海内外的优秀史学著作，研究它、喜爱它的不乏其人，比如我。
名著的评判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我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世上流行的说法必然有它的道理，这是客观的。但它只是一个普遍的一般道理，要因人而异。对于个人，“名著”之“名”，是给个人以影响，我认为，凡是对我有好的影响的著作皆是我的名著，凡是对我没有影响的，都是他人
的名著。
这是个个性化时代，对于名著的评判也要有个性！
二、我之良史观
所谓良史，可以客观全面展示史实，可以深刻挖掘时代内涵，也可以有个人独到见解，写他人之无法写，言他人之不能言。
中国的二十四史，公认的良史是前四史，即《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后学之作，虽有大文豪欧阳修主笔的《新唐书》，又有重臣张廷玉参编的《明史》，但其价值都无法与前四史相提并论。正如杰里。巴勒克拉夫所言，“最有推动力作用的那些史学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独立完成的”。因为历史学家的个人著作是其学术研究的集中体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虽然可能偏激，但也无妨，因为“真理往往是偏激的”（鲁迅语）。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作者可以通过夸张的、极端的语言加以描述，这是思想的力量，而不是一群人妥协的结果。
好的史书也未必事无巨细地叙述史实，在读者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基础后，我们更需要《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大历史”。这种“大历史”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分析当今。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而《万历十五年》便是这样一部史书。
当然，像《万历十五年》这种个人优秀著作，其中有些理论还有待考证，但它给我们的却是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视角和态度，也许它将开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虽然它不能用作高校教材，但它比那些北大的学院和清华的研究所的合编教材更具启示作用。
良史当如《万历十五年》！
三、我之学术观
学术为何而存在？这是一个指导我们学术研究的根本性问题。
学术是学者研究的，但绝不应该由学者所独有，一来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二来这也不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自然科学是为了让社会科技水平更加发展，社会科学是为了给社会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而人文科学则是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不管什么科学，都是为全体人民服务，因而也应该被全体人民所掌握。
学术应当如何存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学术如果停留在学者、学生和高校的小范围内，它便是我们所说的“精英文化”，虽然很高深、很高尚，但这毕竟与学术存在的目的相悖，学术必须与一般读者相结合，才是它的根本目的之体现，才能使学术自身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这就要在学术上有所分工，有人研究，有人传播。
研究学术的人，可以按以前的道理继续下去，要做大师；而传播学术的人，则要做一个平易近人的、语言直白的、生动活泼的布道者。只有这样，学术才能生存下去，学术才能发扬光大。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写作方法决然不同于前的历史著作。它的语言极其生动，有时还带有调侃；结构上没有明显的痕迹，像讲故事的小说，又像抒情的散文，还像讽刺的杂文——总之，不是干巴巴的“历史文”；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也不厌其烦地前后从几个角度反复分析，将一个普遍真理掰开了了、揉碎了，然后融入读者的观念当中。
这也许就是《万历十五年》不能用作教材的原因，也是它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原因，更是它对学术传播与普及所做的特殊贡献。
将这个观念推而广之，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便是近几年来被热炒的《百家讲坛》。以易中天学长为首的一批中国优秀学者纷纷上坛讲学，虽然与精英文化的步调不相合拍，但却是践行学术普及的一支先行军。
四、我之国史观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这也是中国当今政治改革的根本阻力之所在！
一本《万历十五年》读完了，但我们要读的书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
